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我国必须要打，且必须打赢的一场硬仗。作为全国两会后举行的高级别会议，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抓铁有痕”四个字，在彰显我国决心的同时，也意味着这场必打之仗的难度不容小觑。

在此背景下，我国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又将对清洁能源行业产生何种影响？各省市、各行业又将如何推进相关工作？

70万亿元投资是机遇也是挑战

“未来，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主要能源，会带动70万亿元左右的投资。”在谈到碳中和的投资问题时，中能国电集团董事局主席王一莉指出。

事实上，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愿景，明确了我国构建绿色、循环的经济发展体系的政策目标。产业绿色化、绿色数字化、数字资产化、资产再证券化，成为金融和投资机构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新机遇，挑战也同样摆在面前。

据笔者了解，70万亿元的投入，将主要用于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等方面。

那么，碳排放计量准确的重要性如何体现？王一莉指出，建立碳公约是迫切的，通过构建碳综合的实现框架，随着全世界碳的足迹，总结出各个领域不同的路径，形成目标明确、结构科学的降碳项目，这样一来，才能从系统上做到降低碳排放。“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科学透明的、可信的数据体系，碳市场的建立就如同空中楼阁。”她强调。

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关键，提高能效是根本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长周大地认为，现在真正要解决能源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科技能力、制造能力和动员能力，全社会一同解决低碳化过程中遇到的新挑战。“包括能源的安全供应、平稳供应和保障度提高的问题，不能一有问题就退回来再搞煤电。”他强调。

毋庸置疑，当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钢认为，我国绿电的市场地位与其战略作用并不匹配，并网占比不到10%的风光电量，还存在弃风、弃光和低电价市场化交易等问题，不依照《可再生能源法》执行的现象较为严重，绿电认证标准缺失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绿电生产和消费的积极性。

从供给侧来说，我国近十来年一直引领着风电、光电全球装机容量，而且还有很多产能没有释放。

“但现在，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瓶颈就在于消费侧。”武钢进一步表示，“希望通过政策引导，让消费者都积极使用绿电。比如，全国能够率先有100个城市、1000个园区、10000个村庄带头探索碳达峰、碳中和的试点，在试点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以推动开展更大规模的碳达峰和碳中和活动。”

在有充足可再生能源的基础之上，还应推动整个工业体系向低碳化转型。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全球领先的绿色产业，尤其表现在光伏与风力发电、储能与动力电池、电动汽车、智能物联网等领域。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绿色经济和市场，也是全球绿色科技创新中心之一，加上绿色智慧的能源基础设施，将会牵引我国建立零碳新工业体系。”远景科技集团CEO张雷表示，“这样的新工业体系，也将具备更强劲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因此，制定零碳新工业体系的顶层设计和中长期规划，显得尤为必要。在各行业各领域制定自己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间表与路线图的基础上，更需要分析不同领域碳中和的关键技术路线和生产装备。同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壮大绿色能源装备产业，加快培育零碳能源在关键领域的应用技术。

对此，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长戴彦德强调，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根本，提高能源效率是关键。若煤电退出，将给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增长带来压力，也会给电网安全稳定性带来影响。“煤的CCS与CCUS，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捕捉、利用，才能保证风能与太阳能的健康发展。”他说。

力争在“十四五”期间达峰

那么，何时可以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这亦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虽然各方人士对于不同的能源类型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对于节能和低碳的发展路线已形成共识。

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表现出非常积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碳达峰或许可以提前实现，碳中和同样如此——“有望和西方国家一样，在2050年左右实现。”

“大部分国家已经确定203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但对比2019年和2020年碳排放的数据，世界的碳排放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哥本哈根能效中心研究员陈卓伦，结合当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世界各国在碳达峰、碳中和方面做出的一些部署说。在他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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