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慕悦
当前，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民族主义盛行，贸易摩擦加剧、供应链阻滞、经济下挫和新冠肺炎大流行使全球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全球能源市场面临史无前例的动荡和不确定，俄乌冲突则更加剧了各国对自身能源安全的担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绿色金融60人论坛（GF60）、上海金司南金融研究院于6月底举办了“新形势下的能源安全挑战及发展路径展望”研讨会。“能源安全是以供应安全为核心，以绿色、经济要素为约束的整体。”“保障中国能源安全要坚持‘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我国能源安全的发展需要从国际视野和长远发展角度为考量，在发展中持续推进，以科学供给满足合理需求，突出重点。”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志轩在会议上剖析了能源电力安全的内涵。
电力系统降碳需要坚持底线思维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提升能源安全，首先应做好能源兜底保供。立足国内、强化底线思维的能源安全保障战略不仅是针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而且是应对当前及未来安全形势变化的前瞻指引。基于我国的能源禀赋、生产能力、消费结构、对外依存等多重因素，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引领煤炭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夯实煤炭安全兜底保障基础，是我国在新形势下推动能源转型平稳过渡，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必然选择。
在总结分析国内去年部分地区拉闸限电经验教训后，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对于煤炭和煤电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和政策部署。政策已经明确，根据发展需要合理建设先进煤电，保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必需的合理裕度，加快推进煤电由主体性电源向提供可靠容量、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的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转型。同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有序减量替代，推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那么，火电在灵活性改造之后，补偿机制如何考虑？费用究竟由谁承担？
“我国的资源禀赋和电力结构决定了灵活性调节的主要任务由燃煤机组承担。但是，如果从没有进行灵活性改造或者不必进行灵活性改造的煤电机组收费，用于奖励承担了灵活调节任务的煤电机组则是不合理的。依据新的政策文件要求，要通过市场的方法来逐步解决煤电灵活性所提供的辅助服务，它的收益要通过市场手段解决。最终所有的能源转型成本，必然要由用户承担。传统能源的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稳定的基础上，要与整个社会对转型成本的承受水平相适应。所以，不能单纯通过新能源发电上网电价来衡量它是否能够大规模发展，而是要从系统成本的角度来看新能源发展和能源转型问题。”王志轩表示，要遵循市场机制，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则通过政府调控进行补充。
“总体而言，电力系统节能降碳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系统性、全局性、因地制宜原则。”王志轩解释道，“底线思维是指最低限度地新建煤电或者不新建不必要的煤电；系统性是指煤电装机增减要系统考虑电力供需平衡、热力供需平衡、电力系统安全保障以及煤电机组运行年龄等四个系统维度；全局性是指煤电装机增减要全面考虑投资者利益，还有资金链、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地方发展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是指煤电项目的建设应考虑该项目对于项目所在地的影响。能源安全问题具有系统性，能源结构的调整需要‘一厂一策’甚至‘一机一策’，同时需从管理制度上予以实施保障。”
能源市场动荡加速能源转型进程
“俄乌冲突实际上加快了产业去全球化、产业的区域化和本地化进程。”捷诚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闫建涛在会议上分析了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行业的影响。
闫建涛指出，西方国家刚开始制裁俄罗斯，国际石油公司就纷纷退出俄罗斯的原因，主要在于全球行业三大趋势。“第一是石油公司回归本土，聚焦有限资源；第二是世界各国减少了对油气的依赖，加大了对新能源的投资；第三是虽然长期以来行业特别重视重资产对自己公司盈利的贡献，但未来，企业、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首先体现在企业的影响力和自然垄断上，体现在企业的市场话语权上，也体现在国家的定价权上。”
为此，在影响全球能源转型方面，闫建涛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毫无疑问是全球大宗商品主要的资源和供应国，也是我国新能源设备制造所需矿产资源的主要供应国。“电动车以及风、光等新能源的不断发展无疑会加快整个能源行业从煤、油、气向矿产资源的转变速度。长期以来，煤、油、气主要作为燃料来使用，尤其是在交通行业，未来会越来越多地用于化工材料和原料。”
厦门大学能源学院创始院长、正和岛新能源部落酋长李宁根据对以往能源危机影响和后果，以及科技和产业发展规律的梳理，也给出了类似判断。“高企的化石能源价格、欧盟脱离俄油气的计划以及接近不可逆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压力，也会给清洁低碳能源转型带来加速发展机遇。”他表示，来源、种类和应用的多样化发展不仅可以提高能源安全保障能力，而且扩大了价值发现和创造空间，又会进一步增强能源安全。“我国在光伏、风电、电动车和电池储能等方面的优势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发展策略需要着眼全局，优化思路，更应从产业长期发展的内在健康和可持续性出发，顾及和平衡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安全考量，提高本地化程度和质量。”
绿色金融可破局新能源融资难题
“十四五”是我国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攻坚期。“未来，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将进入高质量、跃升式的发展新阶段，总体将呈现出大规模开发、高比例利用、市场化消纳和高质量发展这四个新特征。当然，具备这些特征也意味着需要巨额的投资。我们预计，2021年到2030年间可再生能源系统相关的投资规模将达到6万亿元。”兴业研究绿色金融高级分析师杜譞给出了上述预测数字。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在今年2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中提出，建立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财政金融政策保障机制，加大对清洁低碳能源项目、能源供应安全保障项目投融资支持力度。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金融支持政策。那么，绿色投资如何支持我国能源转型？
“主要在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丰富绿色金融产品、设立投资基金这三方面发力。”杜譞表示，“自2016年央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来，陆续有国家发改委《绿色产业指导目录》、银保监会《绿色信贷统计制度》和央行、国家发改委、证监会《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等利好政策出台。同时，可再生能源相关产业是我国绿色信贷支持的第二大领域，且近年来保持高速增长。可再生能源相关领域也是绿债募集资金投向最大的领域。虽然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目前还在试点阶段，但随着当前可再生能源补贴的退出、平价上网时代的到来，将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拓宽资金来源。此外，截至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相关的产业投资基金数量已经达到了372个，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新能源发展提速，未来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绿色投资仍然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绿氢与氨的制备与储运，碳捕获封存与利用（CCUS），私有资金投资开发的新型核聚变，以小型模块堆为代表的新型核裂变能及其在煤炭替代、工艺热、绿氢制备中的大规模应用，以及以金属空气电池为代表的先进储能技术和体系，这些也应该成为绿色金融需要关注和参与的领域。”结合对今年3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举办的第40届“剑桥能源周”的观察，李宁补充道。
【责任编辑：刘澄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