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上市被否企业状告深交所案件引发广泛关注。这也是注册制后国内首例因终止上市审核引发的司法案件。有专家表示，不论最终结果如何，这都将是一个“标志性”案例，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这为上市企业提供了一个司法的救济途径，改变了行政机关和交易所“单方决定”能否上市的现状。

深交所被起诉至法院

7月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深圳中院”）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披露了拟IPO企业H公司因被终止上市审核将深交所起诉至法院的诉讼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

多方信息显示，“H公司”为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红星美羚”）。

公开资料显示，红星美羚成立于1998年，主营业务为以羊乳粉为主的羊乳制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婴幼儿配方乳粉、儿童及成人乳粉等。

红星美羚上市审核被终止，与深交所认定其相关信息披露违规及内控制度未能有效执行有关。

2018年12月末，红星美羚实际控制人协调供应商将1400万元转借经销商，经销商将该款项用于向发行人采购。2019年6月，红星美羚向创业板上市申请。

但在招股书中，红星美羚未将上述1400万元借款事项充分披露。

被深交所问询后，红星美羚在问询答复中表示，殷书义等人向公司采购系其真实的内在商业需求，并非为配合公司进行财务报表粉饰；相关交易符合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等《企业会计准则》 收入确认要素;其向经销商借款并客观上形成由公司管理层担保，系三方的民事借贷法律关系，得到三方的承认及遵守，相关的经济风险或法律关系与发行人无任何关系，本质上属于其采购资金来源的问题，与其从银行或他处取得借款并无根本的实质性区别。

不过最终深交所认定，2018年12月，发行人（红星美羚）管理层协调供应商向经销商提供1400万元借款，并使用财务人员个人账户作为中转，经销商将该借款用于采购发行人产品。“发行人未能对该事项进行充分准确披露并说明其合理性，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未得到有效执行”。

2022年5月，深交所终止了红星美羚IPO的上市审核。

红星美羚此后将深交所起诉至法院。

据深圳中院披露，红星美羚认为，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关于“发行人未能对1400万元供应商向经销商借款事项进行充分准确披露并说明其合理性，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未得到有效执行”的结论，与事实不符；且供应商借款“发生在三年报告期外”。

红星美羚因此诉求法院撤销深交所作出的终止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审核的决定，申请判令深交所允许红星美羚进行发行上市审核。

“标志性案例”

据深圳中院披露，红星美羚一审败诉。

在判决意见中，深圳中院就红星美羚的诉讼请求均给出了回应。

深圳中院认为，红星美羚未在上市申请文件中披露供应商向经销商借款1400万元事项，违反了“发行人披露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这一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要求。

深圳中院认为，红星美羚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直接参与协调该事项，内部控制制度未得到有效落实。

深圳中院认为，财务报表报告期具有延续性，不能狭隘理解“三年报告期”。2018年12月，红星美羚供应商向经销商借款事项属于招股说明书的报告期间。

综上，深圳中院认为，深交所终止红星美羚上市审核符合法律规定，并据此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红星美羚的诉讼请求。

在谈及案件审理的相关情况时，深圳中院表示：“注册制实施后，上市标准包容性会更强，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市标准的降低或IPO的‘放水’，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运行机制将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结合本案的判决，中国仲裁法学会信托与基金委专家委员、浙江省金融法学会理事刘海旭表示，注册制是审核制度的转变，不代表着对上市审核标准的降低。“随着市场环境以及监管条件的变化，注册制将更加严格地执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事项，配套更加严格的监管制度和赔偿机制”。

“不论最终结果如何，该案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于交易所作出是否同意上市、退市或者终止上市决定，提供了重要的司法救济途径。”刘海旭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改变了证券交易所或证监会单方关于上市的决定但不知道是否能够寻求司法救济的困境。”

刘海旭进一步建议，交易所以及证监会在发行人上市审核以及上市注册阶段，对于属于自身职责范围的自由裁量或自主决定范畴事项应予以明确，同时对于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应当进一步详细告知发行人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法律依据、事实以及相应理由等。

“随着注册制不断深入，可以适时明确发行人上市申请的司法救济途径，为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行之有效的救济机制。”刘海旭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