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难！行路难！我国要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挑战很大，前路多艰。路上的一个难点就是如何摆脱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依赖，实现国民经济向绿色低碳发展的“大象转身”。
然而，“双碳”目标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的“碳”路新征程中，严控“两高”绊脚石为势在必行。
碳排放折射多重困境
在多种口径的统计中，当前我国的碳排放量都为世界最高。
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未来对电力、钢铁、水泥、汽车等碳排放较大工业产品需求仍然很大。而这些行业也多为碳排放大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分行业占比从高到低依次是电力44%（煤电为主）、钢铁18%，建材13%、交通运输8%、化工3%、石化2%、有色1%，以及造纸0.3%。
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偏高，单位GDP能耗也远高于发达国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发达国家的2—3倍。对此，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指出，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能效水平偏低、技术创新能力偏弱，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潜力。
因为能源结构偏煤，所以煤炭问题成了我国碳减排的“题眼”。多份行业报告预测，我国的煤炭用量可能逐渐萎缩。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销售收入超过2万亿元，随着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可能停止为煤炭企业发放中长期贷款，很多煤炭企业未来融资和经营可能面临很大挑战。
具体到煤电领域，通过超低排放改造赢得生存时间的竞赛已经进行了多年。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消息，截至2019年底，我国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电机组占煤电总装机容量86%，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超低排放清洁煤电供应体系。
即便是构建了清洁煤电供应体系，国内外“去煤”的声音仍此起彼伏。法国计划2021年关闭所有燃煤电厂，英国决定于2025年前关闭所有煤电设施，芬兰提出2030年全面禁煤，荷兰将从2030年起禁止使用煤炭发电。今年4月22日，在地球日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这是对我国煤电未来的最权威定音。
另外，以碳排放排名第二的钢铁行业为例，2020年中国钢产量是11.6亿吨，占全球钢产量的57%。据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总工程师李新创院士给出的数据：中国钢铁占全球钢铁碳排放的比例预计在60%以上。
钢铁行业的低碳化进程正在提速。李新创院士介绍，过去几年，中国钢铁行业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快速度、最高标准的钢铁绿色革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大约有6.5亿吨产能在实施超低排放，钢铁生产全流程超低排放标准远严于目前全球最严标准，钢铁行业超低排放要求的有组织排放标准仅相当于欧洲标准1/10的排放量，而且很多钢铁企业已经与城市相融发展，成为国家旅游局颁布的AAA景区和AAAA景区。
即便是一半以上钢铁产量实现了超低排放，要实现碳达峰，钢铁企业仍会被减少炼钢所产生的碳排放，或者通过碳交易购买碳排放配额。这些举措毫无疑问将推高炼钢企业的成本，从而可能导致钢铁产品涨价。同样的道理，生产成本受影响的行业还有水泥、有色金属冶炼、化工、石油炼化等。
除了煤电、钢铁等高碳排行业，我国的出口结构也是拉高全国整体碳排的“贡献点”。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很多工业产品除了满足国内需求，还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人口红利带来的吸引力，一些碳排放较大的制造业也从发达国家迁移到了我国。从全球产业链来看，“中国制造”多数仍处于中低端，能源消耗偏高，相应地碳排放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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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澄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