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4000多万户、超1.1亿人。

其中，一些“超龄服役”的老旧小区和居民住宅楼因房屋结构存在安全隐患或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已难以再依靠局部修修补补维持正常安全与功能。这类小区的更新需求，正从“局部更新改造”转向更为彻底的“原拆原建”。

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写入其中，明确了城市更新模式将加快转型。

那么，“原拆原建”究竟是怎么拆、怎么建？与严控的“大拆大建”有哪些不同？

“原拆原建”多地已开始探索实践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杭州、成都与重庆等城市已开始探索并推进“原拆原建”实践。各地在安置方式、补偿机制、资金筹措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不断探索，以实现重建后的居住质量与社区功能同步提升。

以南京市的秦淮区石榴新村为例，该片区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是消防、卫生等配套设施缺乏的非成套住房，属于典型的“城中村”危旧房片区。当地居民曾无奈地戏称自家住宅为“握手楼”“一线天”。

如今走进该小区，能看到浅灰色石材与铝板为主要结构的现代建筑立面。6栋楼整齐排列，无障碍坡道、智能安防系统、太阳能等设施一应俱全。

为了破解“原拆原建”建设资金难题，南京市探索“市、区财政+居民出资”的共担机制，目前“原拆原建”项目政府承担60%，产权人承担40%。据测算，居民自筹部分控制在每平方米2800元左右，平均房屋建设成本为每平方米7000元，普遍低于市场水平。

北京市桦皮厂胡同8号楼危旧房改建项目示意模型。来源：中建海龙

北京市桦皮厂胡同8号楼危旧房改建项目作为北京市首个装配式危旧楼改造项目则通过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实现快速“原拆原建”，为居民提供现代化居住环境。该项目采用了混凝土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C-MiC），仅用三个月便实现了“原拆原建”改造。为老城区施工场地狭小、环保标准严格、建设周期长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上海静安彭一小区内被保留下来的碉堡。来源：上观新闻

上海静安彭一小区是目前上海市规模最大的“原拆原建”项目。原有40幢老楼经过约4年建设，重建为17幢高层电梯房，提供94种户型，2110户居民原址回搬。项目实现从“老破小”到成套电梯房的整体跃升，并统筹学校、道路和地下停车配套。户型按原住户需求精细匹配，同时保留历史建筑元素与老树木，实现居住品质提升与历史记忆延续。

广州荔湾区鹤园小区。来源：广州日报

广州荔湾区鹤园小区曾是广州造船厂的职工宿舍，因产权关系复杂，改造难度较大。于是荔湾区探索“老旧小区微改造＋危旧房原拆原建”联动推进，通过“两条线一张图”统筹规划，按楼栋制定方案：能修的就修，必须拆的就拆，把危楼重建与可修楼栋分开处理，既缩短工期，也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这一做法实现了中心城区“点状原拆原建”与整体微更新的结合。

“原拆原建”与“大拆大建”有本质区别

需要知道的是，“原拆原建”与中央严控的“大拆大建”有着本质区别，“大拆大建”往往伴随资源浪费、破坏历史文化遗产、违背居民意愿等问题。而“原拆原建”则强调以居民意愿为前提，在保持社区稳定性的基础上，实现安全性与居住品质的整体提升。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璟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两者在目标、动机与实施逻辑上具有本质差异。

他指出，“原拆原建”的出发点是解决住房本身的使用安全与功能不足问题，主要针对老旧小区和危旧房，尤其是C、D级危房，以改善居住条件为核心。而“大拆大建”往往以土地开发为主要驱动力，通过提升容积率、通过一级或联动开发来获取增量空间，出现“拆一建二”“拆一建三”等高拆建比的情况，其关注点更多落在土地价值而非居住安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研究分院院长范嗣斌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指出，“大拆大建”往往会破坏原有街区肌理和社会关系结构，同时伴随损害历史文化、加重城市基础设施负担等问题。相比之下，“原拆原建”是以确有改造需求为前提，核心理念是“把原有房子拆掉，再在原址建回去”，不以大幅增加面积或获取土地开发收益为目的。

在已有案例中，“原拆原建”多数为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率先探索实践。对此范嗣斌指出，“原拆原建”并非一线城市的特权。在他看来，许多县城甚至农村，“房子坏了就自己拆、自己重建”本就是自然发生的行为。区别在于大城市中的产权结构更为复杂，因此需要更严格的管理边界，例如控制容积率和层高，防止借机超建、用于出租或牟利等问题。

最复杂、最费精力的城市更新模式

多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原拆原建”是当前城市更新中最复杂、最考验沟通协调能力的模式。现有的“原拆原建”项目几乎都是高度个性化的实践，难以形成一套普遍适用的操作方案。

范嗣斌直言，“原拆原建”最大的难点不在技术，而在产权和组织层面：其一是确权复杂，各地房源类型不同，包括房改房、商品房、保障房，政策口径都需“一事一议”；其二是居民意见达成难，尤其在成套化改造、成本分摊、面积微增等环节，需要大量沟通协调；其三是目前多数拆建动作都要求居民100%同意，这在产权分散的项目中往往最耗费时间和精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拆原建”的各地实践中也发现，很多居民对生活了一辈子的老房子有情感依赖，对“原拆原建”仍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

吴璟认为，“原拆原建”最大的难点在于分散的产权人难以达成一致意见。随着项目规模扩大，完全依靠所有居民100%同意已不现实，因此需要探索新机制，比如设定多数通过的比例，以及由政府建立收储平台来提供安置保障。

在他看来，“原拆原建”未来要在改善居住安全与品质与保障居民意愿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制度化、可复制的流程逐步推进，可为未来更大范围的“原拆原建”模式提供经验样本。

范嗣斌则提醒，政府补贴必须公平适度，避免形成“你补的多，他补的少”等不公平情况，以免未来所有“原拆原建”都依赖财政介入。他预计，只要机制清晰、政策支撑合理，并充分发挥居民自主性，“原拆原建”模式将在未来城市更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