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在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部分提到，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
值得关注的是，相比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落实和优化休假制度”，“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无疑更有指向与力道。近期，关于带薪休假，决策端一直在释放信号，人社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促进用人单位落实该制度，这标志着这项施行十八年的制度有望“上新”。在今年的省级两会中，多省份也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
实际上，职工带薪休假一直都是舆论场中的明星高频词。几乎在每个涉及假日的讨论中都会被提到。
拿最近的来说，在增设中小学春秋假的讨论中，就有舆论认为如果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不了，一些拥有了春秋假的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恐怕也只能困于屋内，无法跟随父母奔赴山河。如果再把视线拉长，比如在针对调休、黄金周假期的讨论中，各种议题最终都会水流千遭归大海，指向带薪休假的落实——不少专家和媒体都认为面对大量人口集中出行带来的体验感不佳和资源适配难，治本之策仍然是保障职工带薪年假来托底。
这是因为作为“最大公约数”的公共假期，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各方面因素考量，面临众口难调的局面，而带薪错峰休假，则指向一个更灵活也更遵从劳动者本人意志的弹性空间。
多年来，各界一直认为，公共假期总量并不低，但民众的假日获得感不足和拥挤的旅游体验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相比近些年公共假期不断优化，带薪休假这块本该托底的基本盘却始终跛着一只脚，面临企业内部执行难的情况。
过往，职能部门也不断呼吁企业落实带薪休假。但梗阻点中，既有规则制度中的“漏洞”、劳资博弈的不对等，但更关键的，还是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仍处于全力冲刺的高速发展阶段，不少密集型企业在经历野蛮生长后比拼的依然是速度与效率。更重要的是，旧有的劳动观与生活观所滋生出的职场文化也让主动休假成为一种隐性压力，从而劝退劳动者和企业。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但这些只是解释“昨日”的理由，而非阻挡“今日”步伐的借口。如今，无论是现实压力、历史惯性，还是受制于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现在都到了下大气力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因为，保障劳动者休息权从不是一个单选项，它与投资于人、整治“内卷式”竞争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线性联系。
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经济发展的初衷始于人也要奔向人，如果在初始阶段，制造财富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只是冰冷造富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这样的发展又何谈奔向人?
相比呼吁监管和强制手段介入的难度，更难的是一种时代共识的形成：劳动者不必因休假而感到羞耻与惶恐，企业与企业之间也不必忧虑因休假而失去市场竞争效率，而这种共识一旦形成也必将形塑经济社会的发展逻辑，最终的红利仍由各方共享，并惠及整个中国经济。
改变很难，但很必要。我们必须认识到，猜忌、惶恐、忧虑、疲惫本质是企业和劳动者共同的敌人。疲惫，让一个劳动者很难拥有足够的职场获得感，一个充满疲惫劳动力的企业也很难在生产力上有更大的突破。理所应当的带薪休假是对全新劳动观与生活观的一次校准与确认，也是我们必须奔赴并值得拥有的未来。
（新黄河评论员：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