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巴黎核能峰会上关于欧洲弃核政策的这一坦白言论，恰逢中东战火推高油价、欧洲国家被迫与伊朗接触以保能源通道安全的关键时刻。这绝非巧合，而是欧洲能源困境的集中爆发。冯德莱恩的反思折射出一个清晰现实——当世界重新进入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时期，能源政策不再只是气候议题，而是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欧洲的反应几乎是条件反射式的。随着中东紧张局势骤然升级，国际油气市场迅速波动，欧洲天然气和石油价格随之上冲，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TTF）天然气基准价格在短时间内明显走高。对许多欧洲国家而言，这一幕似曾相识。从某种意义上看，此次中东局势带来的能源冲击，与俄乌冲突爆发后的那场震荡形成鲜明对照。彼时欧洲面临的是“管道断裂”问题；而今天，更是全球能源运输通道受到冲击。前者直接改变了欧洲的区域能源结构，后者则让整个国际能源供应链的不确定性陡然上升。但无论是哪一种冲击，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现实——欧洲再次意识到，自己依然是一块高度依赖外部能源的大陆。
在俄乌冲突之前，俄罗斯供应的天然气约占欧盟天然气进口量的四成。此后欧洲通过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建设浮式接收站等措施迅速重构供应结构。然而，这种“去俄罗斯化”并没有真正让欧洲摆脱对外能源依赖。从某种程度上看，它只是把依赖结构从单一转向相对多元，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对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依赖显著上升。
在此背景下，欧洲内部对能源政策路线的讨论也开始出现新变化。过去二十多年，绿色转型一直是政策主线，并在政治层面逐渐形成广泛共识。再加上各国绿党力量影响力不断上升，气候议题逐渐成为欧洲公共政策的重要议程之一。
然而，近年来连续发生的能源危机正在悄然改变欧洲。俄乌冲突暴露了欧洲能源体系对单一供应源的依赖，中东危局则警示供应链仍高度脆弱。因此，一些欧洲政策制定者开始重新强调能源安全与工业竞争力的重要性。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欧洲对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等核能技术的兴趣明显上升。欧盟计划在2030年后推动欧洲首批SMR项目落地，并尝试通过产业联盟和监管协调加快技术发展。对不少欧洲政策制定者而言，核能正在被重新视为一种可以与可再生能源互补的稳定电力来源。
不过，这一转向在欧洲内部仍然存在明显分歧。德国在2023年关闭最后3座核电站后，国内政治对核能议题依然十分敏感。与此同时，一些国家认为，与其押注仍处早期阶段的SMR技术，不如继续扩大风电、光伏与储能规模。更复杂的问题还在于成本与时间。欧洲核电项目长期面临投资规模巨大、建设周期较长以及预算超支等挑战。这些现实案例也使不少欧洲国家政府在推进核能项目时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与此同时，能源价格问题仍是欧洲政治最敏感的议题之一。俄乌冲突期间，各国政府为缓解能源价格冲击投入了大量财政补贴。如今，中东局势再次推高油气价格，欧洲内部关于是否重新干预能源市场的讨论也开始升温。
可以说，欧洲正处在一种复杂的政策平衡之中。一方面，绿色转型仍然是欧盟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冲击迫使欧洲重新把能源安全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欧洲能源政策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现实逻辑：在全球政治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能源安全与气候目标之间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审视。
中东局势的发展，将成为新的试金石。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持续上升，欧洲不仅要面对更高的能源价格，也将再次评估自身能源体系的稳定性。对欧洲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并非“是否使用核能”，而是如何在一个充满地缘政治风险的世界中，建立更加稳固的能源体系。如果无法在安全、价格与气候目标之间找到更现实的平衡，每一次新的冲突都可能迫使欧洲的能源政策再次调整。从这个意义上看，冯德莱恩所说的“战略性错误”，或许不仅是对过去弃核政策的一种反思，也反映出欧洲在能源战略问题上的一次集体再思考。（作者分别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