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距特朗普设定的军事打击“最后期限”不足一个半小时之际，美伊均表示，经巴基斯坦紧急斡旋达成为期两周的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也于4月8日代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两周时间内实现安全通航。
霍尔木兹海峡停滞期间，布伦特原油现货价一度冲至141美元/桶，期货价在105至111美元区间高位震荡；欧洲天然气基准荷兰TTF较战前累计上涨逾50%，目前徘徊在50欧元/兆瓦时。这一价格冲击向全球传导。
欧洲正是其中之一。此次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触发了自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对欧洲冲击最为深远的地缘政治事件。
伊朗战争中的欧洲正同时承受着两条压力线的叠加冲击。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欧洲盟友施加了空前的政治与军事绑架，要求后者提供基地支持、派遣舰队、加入“志愿者联盟”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以北约的未来相威胁。
另一方面，能源价格飙升使欧洲再度暴露于外部冲击之下：通胀预期上调、增长预期下调、货币政策空间被压缩，而这一切发生在欧洲制造业尚未从上一轮能源危机中完全复原之际。
这两条压力线并非彼此独立。特朗普的施压以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为杠杆，而这一依赖与其对化石燃料进口的依赖相互叠加，共同构成欧洲战略脆弱性的两个核心维度。“战略自主”这一长期目标，正迎来真正的压力测试。
政治军事冲击：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恶化
美以伊战争爆发后的前两周，欧洲内部对战争呈现出鲜明的分裂格局。英国和西班牙率先以违反国际法为由，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并遭到特朗普的公开讽刺与贸易威胁。而德国总理默茨起初认为此次行动具有正当性，释放出默许信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发表争议性讲话，称欧洲“不能再做旧世界秩序的守护者”，在欧盟内部引发强烈批评。
转折出现在3月15日。特朗普公开点名英法等国，要求组建联合舰队打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施压反而成为欧洲凝聚共识的催化剂：次日，欧盟外长会议集体拒绝了特朗普的要求，多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不会参与这场战争。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北约关键成员国3月19日仓促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愿意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作出适当努力。
欧洲在本次战争中对美国的集体拒绝，正是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加速走向断裂的印证。这对欧洲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欧洲的政策选项不应再以修复跨大西洋关系为优先目标，而需要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位自身的战略坐标。
战争对欧洲的能源冲击
欧洲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西蒙·卡尔达什在播客《美以伊军事冲突对欧洲能源的影响》中提出，尽管欧盟对中东能源的直接依赖并不高，但整体上仍高度依赖化石燃料进口：欧盟约90%的石油和约85%的天然气依赖外部供应。这种高度的外部依赖，使欧洲在能源供应遭受冲击时尤为脆弱。
欧洲对波斯湾能源的直接依赖相对有限——波斯湾仅提供其6%的原油和不到10%的天然气，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可以置身事外。因为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供需事关全球市场，价高者得。因此，在战争爆发初期，欧盟政策制定者对能源的主要担忧并非供应中断，而是价格上涨。
液化天然气一直是欧洲的结构性软肋。一方面，欧洲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根据Eurostat数据，2024年欧盟天然气进口依存度高达85.6%。另一方面，天然气用途广泛且短期不可替代。在欧盟国家，天然气承担着发电、居民供暖和工业生产三重角色：约30%用于发电和热力生产，近25%由居民直接消费，25%用于工业，11%用于服务业；约三分之一的欧盟家庭依赖天然气供暖。
战争爆发时，欧洲天然气库存正处于近年低位，进一步压缩了缓冲空间——截至2026年2月底，其库存仅为460亿立方米，而2025年和2024年同期分别为600亿和770亿立方米。若价格持续高企，意味着欧洲接下来需为冬季补库存付出沉重代价。
能源价格上升，最直观的影响出现在加油站。德国媒体近日录制的播客节目《美以伊战争如何迫使德国重新思考能源问题》提出，战争初期，德国油价一天平均调价22次，德国政府因此出台新规规定加油站每天最多中午涨价一次，以限制油价过度波动。
天然气价格上升还会对欧洲的工业生产造成打击，既直接推高化工等以天然气为原料或燃料的行业成本，也会通过电力市场定价机制，传导至金属冶炼等用电密集型行业，从而全面压缩欧洲工业的利润空间。
《经济学人》表示，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仍占据重要地位。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的天然气价格飙升，已令基础化工行业的能源成本占增加值比重从2021年的28%升至2023年的42%——这组数据揭示的是欧洲能源密集型工业的结构性脆弱，而这场战争将在这一已被削弱的基础上进一步施压。
能源价格上涨引发通胀，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欧洲在2022年的惨痛经历。彼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制裁，欧洲能源供应急剧收缩，天然气价格剧烈攀升，欧洲陷入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高的能源通胀。在高峰期，欧元区平均通胀率突破10%，英国更超过11%。各国央行随即大幅加息，欧元区基准利率升至4%，英国则升至5.25%。
但分析师普遍认为，此次能源冲击不会重演2022年那样的通胀飙升。2026年的宏观环境与2022年存在根本差异，使欧洲有望避免重蹈覆辙。荷兰国际集团经济学家詹姆斯·史密斯认为，尽管初期能源价格反应熟悉得可怕，但2022年的能源危机发生时，全球经济本来就处于一个极易引发通胀的阶段——供应链受损、劳动力市场紧张、刺激性财政政策——如今这些条件在不同程度上都已不那么突出。
欧洲的政策选项
两个冲击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欧洲能否在安全和能源两个维度同步降低对外部的结构性依赖，并在此过程中维持经济稳定和政治凝聚力。
在政治军事维度，欧洲面临的核心约束是：战略自主的意愿在上升，但实现战略自主所需的能力基础严重不足。
过去一个月里，欧洲在本次面对特朗普政府施压时所表现出的分裂、摇摆乃至短暂的强硬姿态，恰恰说明欧洲若想真正实现防务上的战略自主，仍面临诸多掣肘。这些掣肘既包括对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现实依赖，也包括欧洲各国在提高防务支出方面所承受的政治与财政压力。
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看到一种清晰的变化：战略自主或已不再只是停留于愿景层面的讨论，而正日益成为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必然选择。当前关于可行路径的讨论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略方向转变。重建智力基础，培养懂得权力投射、威慑与战略物质条件的分析师、记者和学者。专注于地缘政治分析的美国欧亚评论网站文章认为，欧洲正在经历一场战略危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已经证明欧洲既无力作为平等伙伴行动，也无力约束盟友。
第二，军事工业复兴路径。战略自主不能停留于支出承诺，必须落实为实质性的生产能力——弹药储备、供应链、能源与后勤保障均需形成规模产能。这一路径的前提，是欧洲决策者愿意接受更高的短期财政和政治成本，而非以增加防务预算的声明替代实际的工业投入。
第三，欧盟防务整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大西洋和北欧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斯·伯格曼认为，欧洲各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国家主权优先”的原则，加强整合与协作，使欧盟在防务事务中发挥更核心的统筹与支撑作用。强化欧盟防务权力并不等同于削弱或取代北约，也不意味着各国军队的终结。相反，欧盟的角色更应体现在提供资金、协调资源和组织体系上，类似“欧洲版五角大楼”的功能。
加强欧盟层面的防务协调，也被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在《竞争力报告》中提出。国防融资与采购权力主要分散于各成员国，既造成重复投入，也严重削弱了整体议价和生产能力。德拉吉认为，为上述计划提供资金，必然需要大幅扩大借贷规模，并且其中相当部分应由欧盟集体承担——类似于2020年疫情期间的共同举债机制。
在能源经济维度，欧洲面临一个政策上的根本矛盾：短期稳定能源供应和平抑价格冲击的措施，与长期降低化石燃料依赖的结构性目标之间，存在潜在的相互侵蚀。
布鲁盖尔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欧洲应该如何应对伊朗天然气冲击》，从短期、中期和财政救济三个维度提供了系统性政策建议。
报告提出，短期内，首要任务是完成天然气储备补库，以应对冬季供暖高峰并确保跨季调配的稳定性。同时，电力部门可通过适度增加煤炭发电提供调峰灵活性。在气源竞争方面，欧盟应主动与日本、韩国等主要LNG进口国协调节气行动，以避免竞价抢购导致价格进一步飙升。
中长期来看，欧洲应从结构上降低对天然气的依赖，加快电气化进程和可再生能源部署，将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作为核心目标。
在财政救济层面，报告强调精准施策的原则。大规模补贴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刺激天然气消费，与节能和长期能源安全目标背道而驰。欧盟委员会近日也敦促各国政府避免过度干预，拟议的能源补贴、减税和价格上限应在时间和规模上严格限制，防止能源风险演变为财政风险。
多方观点表示，伊朗能源冲击不应成为延缓能源转型的理由，而应被视为推进可再生能源和电气化的政策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