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行业还在反复论证“为什么要管甲烷”。今年，讨论重点则变成了“如何管到位”。在日前举行的2026甲烷大会上，生态环境部相关人士给出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煤矿瓦斯利用量、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全数超额完成“十四五”目标。此外，随着“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列为109项重大工程之一，意味着甲烷控排不再是某个部门的专项工作，而是国家工程清单上的“硬任务”。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的甲烷控排起跑不错。下一步比拼的不再是政策数量，而是每一个排放源上的执行精度。
制度建设和成果跑在前面
过去三年，中国在甲烷治理上的动作密度超出很多国际机构的预期。我国甲烷排放治理“工具”不断完备，国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确保甲烷减排落地有抓手、见成效。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刘杨表示，我国在能源、农业、废弃物处理领域的阶段性目标全部兑现；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第二版上线，首次增加了甲烷本地化排放因子；多个甲烷方法学进入CCER自愿减排体系。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秦虎表示，中国已经建立了从国家NDC目标到甲烷行动计划、再到“十五五”规划的完整监管体系，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于第一梯队。
会议同期发布的《2025—2026全球甲烷控排行动报告》显示，中国甲烷治理进入“有目标、有路径、有工具”的新阶段，中国从顶层设计到项目落地的政策链条初步贯通，下一步将进入规则细化和执行验证的深水区。
但制度建设和成果跑在前面，数据到行动之间还存在缺口。
“数据基础虽然日益扎实，从数据到行动之间的转化仍然存在明显落差。企业的甲烷排放数据已经上报，政策工具也已就位，但这些信息能否真正转化为实际的减排量，中间的反馈和执行机制还不够紧密。”秦虎分析说。
经济性仍是卡点
安徽理工大学教授薛生指出，从技术角度看，浓度8%以上的瓦斯已有成熟的利用手段，3%至9%的低浓度瓦斯利用技术已经实现商业应用，0.75%至3%的超低浓度技术也取得了突破。“但这些技术迟迟无法大规模推广，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账算不过来。比如每吨煤的瓦斯治理成本约为100至150元，而煤炭价格长期徘徊在四五百元区间。企业在安全、保供和减排三重压力下，很难单独为甲烷治理投入更多资源。”
该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国际能源署首席能源经济学家蒂姆·古尔德表示，化石燃料行业的甲烷年排放量约为1.25亿吨，接近历史高点。虽然现有技术可以削减七成以上的排放，且相当一部分减排措施本身具有经济性，但前期资金的到位速度和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同样是制约因素。
秦虎表示，“强监管”正在打破“算不过账”的被动局。“目前各国监管正从行为合规转向结果达标。以往政策主要关注企业有没有安装检测设备、有没有定期巡检；现在，以油气行业为例，0.2%的排放强度正在成为新的基准线。”
监管逻辑的转变意味着企业不能再以“我做了该做的程序”来应付检查，而必须拿出真实的排放数据和可验证的减排效果。过去是“做了就可以”，现在是“得做到位”。这道新的及格线，正在将甲烷治理从企业的“成本项”逼向必须正视的“合规项”。
外部约束不断收紧
当前，天上的卫星和地上的贸易规则正在收紧甲烷排放约束。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不是不想减排，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排了多少。
美国环保协会的MethaneSAT卫星在轨运行15个月中，覆盖了全球约一半的陆上油气产量的甲烷排放监测，实测结果显示，实际甲烷排放量比各国官方清单平均高出55%，这也意味着很多国家过去对自己的排放底数没有精准掌握。
秦虎在年度观察报告中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数据的透明化刚刚开始”。据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建立了甲烷监测平台，向各国和企业开放卫星数据。但数据公开不等于行动自觉。秦虎指出，现在的问题不再是“看不见排放源”，而是“看见之后能否快速响应”。在行业内，像中国石油这样有能力自建智能化排放管控平台的企业仍是少数。
如果卫星监测只是让排放“被看见”，那么国际贸易规则则让排放“被定价”。甲烷减排与全球贸易链的绑定正在加速，低排放能源市场的形成不再只是一个环保议题，而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贸易准入门槛。
全球甲烷中心首席执行官马塞洛-梅纳认为，未来不同产地天然气的市场竞争力，将直接取决于其甲烷泄漏率。挪威天然气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碳足迹相差近10倍，“这笔账迟早会写进采购合同和价格标签”。
秦虎也表示，甲烷减排与全球贸易链的绑定正在加速，低排放能源市场的形成不再只是一个环保议题，而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贸易准入门槛。
未来，油气行业将面临双重压力：一边是卫星监测让排放数据无处遮掩，另一边是出口市场用甲烷指标设置门槛。与会人士表示，目前制度框架已经搭好，技术经济性还在爬坡，未来要力争在每一个排放点上把数字降下来。
文｜本报记者 渠沛然
